卡塔尔世界杯的焦点设计曾是古代中国的吸金神器?

卡塔尔世界杯的焦点设计曾是古代中国的吸金神器?

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已进入倒计时,北京时间11月21日0时,世界杯揭幕战将打响,东道主卡塔尔对阵厄瓜多尔。

以“基建狂魔”著称的中国建筑企业,以主承包商身份建造了世界杯主体育场——卢赛尔体育场。该体育场在多哈以北约15公里处,足足动用了4200多个三角形单元铝板,分段拟合出碗形弧面。接下来一个多月,这里一定是全世界的焦点,这么大一个中国元素,其科技含量之高,施工质量之过硬,现场效果之震撼,引来无数赞叹。

这不,卡塔尔新发行的货币已经急不可耐印上去了,卡塔尔驻中国大使也专门为此致谢中国,可以说实实在在为“基建狂魔”打了一次广告。卢赛尔体育场为什么让阿拉伯人如此激动呢?因为它的设计灵感,来自中东传统的椰枣碗和珐琅灯笼。

对于这两个元素,咱们普通中国人恐怕知之甚少,其实跟咱们还真是颇有渊源的!

首先说说椰枣碗,椰枣树那是西亚地区的特有树种,阿拉伯地区有一句谚语:椰枣树是阿拉伯人的母亲、姑母和姨妈。可见地位之重要?

但奇怪的是,阿拉伯帝国(大食)最兴盛的时候,对应的朝代正好是唐朝。看看唐朝的瓷器,椰枣树的造型,常常出现在瓷器上,被称为椰枣纹(曾被误认为棕榈或芭蕉纹 ,近年已得到学术界的纠正)。

上世纪末,在印尼海域曾发现的一艘名为“黑石号”的沉船(断代为9世纪上半叶),满载了中晚唐时期的瓷器达6.7万件,而长沙窑瓷器占了绝大多数,大部分都带有彩绘装饰,除了有花叶、莲蓬、飞鸟等常见纹饰之外,大量带有西亚风格的摩羯鱼纹和椰枣纹。

事实上,这个特点除了沉船打捞出来的,在扬州、明州、苏州等港口附近城市也有出土,还在伊朗、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,都有相当数量的长沙窑瓷器出土,从而推断出长沙窑是唐代的外销瓷器大厂。

唐朝初年,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最为著名,但中唐以后,长沙窑却异军突起,不但抢占国内市场,更是在瓷器出口贸易中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,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外销瓷器的中国窑口,

它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?一方面是技术创新,长沙窑第一次烧出了红色瓷器,第一次烧出釉下多彩……色彩一旦丰富,就意味着可以把多姿多彩的绘画搬到瓷器上去,于是颜值越来越高。精美的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,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各地。

其次,长沙窑的市场营销做的非常好,它大量出口到国外。就会根据要出口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口味,来制定产品的风格。比如长在中东地区的椰枣树,对于阿拉伯人来说,识别度非常高,因此椰枣纹就成了很常见的装饰纹样。除此之外,瓷器上还有很多阿拉伯地区的元素,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阿拉伯客户的需求。

不过仔细看长沙窑的椰枣纹图案,栩栩如生的同时变化很多,证明了唐人对椰枣树的认识形象而具体。事实上,杜甫曾写有《海棕行》,海棕是椰枣树的别名,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所提到的波斯枣,都反映出椰枣在南方(广东甚至四川)曾零星引种成功过,因此唐人对椰枣树是有直观感受的。

另外,并不仅仅是外销产品,才会用这种舶来植物来装饰,很多内销瓷器也有使用,另外唐代的壁画中也被发现过使用该元素。

创作《五牛图》的宰相韩滉,在他父亲韩休的墓中,就发现了“乐舞图”的壁画上,绘制了一株挂有果实的椰枣树,树前则有一个头发卷曲的胡人跳舞。椰枣树出现在该乐舞图的主要画面位置,显然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强调异域风情。而汉人墓葬中,出现这些异域元素充分证明了唐人的海纳百川。

再来说说这珐琅灯笼。其实珐琅工艺,最早是从西亚阿拉伯地区,在元末明初时传入中国的。“珐琅”一词本身就来自译音“佛郎”,是指将经过粉碎研磨的珐琅釉料,涂抹在金属的表面,然后经过干燥烧制的工艺统称,其制品被称为“珐琅器”,比如我们熟悉的景泰蓝就是一种珐琅工艺。

景泰蓝,其实有个更能表现制作工艺的名字,叫做“铜胎掐丝珐琅”,就是在铜质的胎底上,用柔软的铜丝掐成花纹,然后用各色釉料填充在花纹内部。

中国的掐丝珐琅工艺在明朝中期景泰前后发展到了顶峰,以至于后人们用“景泰蓝”来称呼这项工艺,沿用至今。所以“景泰蓝”指的是工艺并不是色彩,因为到了明朝后期,景泰蓝的底色多数是豆绿色,但并不妨碍大家继续称为景泰蓝。

到了清朝,起源于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又被运用到瓷器上。这项工艺“技改”的最大推动者是康熙皇帝,明末清初,欧洲大量的珐琅彩器物(金属胎画珐琅)传入我国,康熙尤为钟爱。于是在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宫廷造办处特别设立了珐琅作。

大概花了二十年,宫廷珐琅作仿制欧洲铜胎画珐琅和玻璃胎画珐琅,技术已经成熟。康熙又要求将画珐琅技艺移植到瓷器制作中去。而此时,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来华,成为宫廷传教士画家,立即被要求加入创制瓷胎画珐琅的行列中去。

又过了十年左右,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瓷胎画珐琅的研制终获成功。不过早期瓷胎画珐琅虽然试烧成功,但珐琅彩料与瓷胎并不能完美契合。

雍正时期,宫廷对珐琅彩瓷器需求剧增,而进口的珐琅料无法满足制作的需要。于是,雍正六年(1728),雍正皇帝亲自下旨试烧珐琅釉料。宫廷珐琅作于是成功研制出国产的珐琅釉料。原料问题一解决,技术上自然有了创新空间。于是,中国工匠开始直接在白色瓷胎釉面上绘制珐琅彩。因为不用再将瓷胎表面涂满釉料,一方面艺术风格更加中国化,另一方面烧制的难度也大幅降低,也就意味珐琅彩瓷器可以制作大件了。

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,在吸收珐琅技术时,康熙重用传教士们,雍正则让他们靠边站,等到乾隆时,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画家,再次获得重用,于是出现了大量以西洋人物和风景为原型的瓷胎画珐琅器。

乾隆本人对西方绘画很感兴趣,因此他不光让传教士们参与创作,还下令珐琅作的中国画师也要学习油画技巧,注重光感表现,而珐琅彩瓷器正是借鉴了这些表现方法,利用釉料涂抹的浓淡来表现明暗关系,用留白来表示高光。

所以珐琅彩瓷器用料讲究做工精美,整个清朝也不过烧制了400多件。物以稀为贵,每一件都可以说是价值连城,所以拍卖会上动不动就能拍出天价。

不过,珐琅彩瓷器从研发到顶峰都是为了皇帝的喜好,从始至终也没有离开宫廷走进民间瓷窑。

事实上,就在康熙珐琅彩瓷创烧的同时,景德镇官窑的粉彩瓷几乎同时被发明,这两者在技法与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,都是在瓷胎上敷材料再烧制。对比成品来看,一般人其实很难看出差别。

特别到了雍正后期,它们的界限越来越模糊,因为珐琅釉的原料,已经完全国产了。如果硬说两者的区别,毕竟珐琅彩因为皇家出品,原料配置各方面都比粉彩高级很多吧!

另外,民间还出现了一种广彩瓷。这种广彩瓷是景德镇烧出白瓷胎,然后运到广州完成彩绘的一种专用于外销的釉上彩瓷。

因为广彩瓷远销西欧,深受各国皇室、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喜爱,成为西欧必备的装饰与日常用瓷。因此造型、纹饰多按西方所需的定式制作,具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。因此广彩瓷其实就是欧洲珐琅工艺与中国瓷器工艺的完美融合。珐琅工艺终于作为舶来品,在中国本土消化吸收创新后,再次成为中国手工业的艺术瑰宝和吸金“神器”。

看似遥远的椰枣碗与珐琅灯笼,其实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相互借鉴的见证,更是古代中国手工业强大工艺的缩影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如今震撼的卢塞尔体育场,是设计师以融通中外的传统艺术为足球盛宴送上一份厚礼。无论设计师还是每一位为这座体育场洒下汗水的工人师傅,都值得我们超越国界的敬意。

参考资料:夏秀瑞《佳瓷传友情——我国瓷器出口史话》、杜文《陕西出土的唐长沙窑瓷器》、孙兵《纹饰制造与文化交流:长沙窑叶状椰枣纹研究》、朱瑷彤《明清时期的瓷器珐琅器中外交流及价值判断》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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